使用色漆在銅鏡背面素地上描繪花紋。河南信陽長臺關(guān)戰(zhàn)國早期楚墓中出土了幾面彩繪鏡。有以紅、黑、銀等彩色繪出的對稱云紋鏡；朱地上以黑、銀灰、繪出的蟠螭紋鏡；綠、朱、褐等色繪出的云紋鏡。湖南慈利楚墓出土了方形彩繪方格紋、圓形彩繪方格云鉤紋鏡，湖南長沙楚墓中四獸紋鏡素緣繪有紅色方連紋。另外已流失在國外的鳳鳥紋鏡上有敷彩的，此鏡傳為河南洛陽金村出土。

考古出土資料，漢代流行鎏金銀技藝的銅鏡。所謂鎏金銀是用劑涂附法來外鍍金銀的工藝，一般是將與金粉或銀粉合在一起研磨成劑，涂在處理干凈的銅器表面，用一定方式加熱器物，使劑中的揮發(fā)，留下金粉或銀粉均勻地附在銅器表面。


金銀平脫鏡是將金片、銀片裁剪成所需要的紋樣，將其貼在填滿膠漆的鏡背上，然后在上面涂漆數(shù)重，待干后加以細(xì)細(xì)研磨，使貼上的金銀飾片與漆面平齊，落出金光燦燦、螢光閃閃的紋飾。

金代銅鏡紋飾，以仿造漢、唐、宋三代銅鏡的圖案為多，也有一些新圖樣，其中以雙魚鏡、人物故事鏡較多，特別是雙魚鏡、童子攀枝鏡為流行。



漢代是我國銅鏡發(fā)展承前啟后的重要時期。墓葬出土的銅鏡以漢代的數(shù)量多。漢代銅鏡不僅數(shù)量上比前朝多，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藝術(shù)表現(xiàn)手法上也有很大發(fā)展，且具有以下特點：一是漢武帝時期的銅鏡以四乳釘為基點組織主題紋飾的布局方式，銅鏡向世俗化與商品化方向發(fā)展；二是主題紋飾，地紋逐漸消失；三是主題紋飾素樸，圖案結(jié)構(gòu)簡單；四是銘文逐漸成為銅鏡紋飾的組成部分，漢武帝前后出現(xiàn)了完全以銘文為主題內(nèi)容的銅鏡，這個時期半圓球狀鈕完全代替了戰(zhàn)國銅鏡的弦紋鈕，成為我國古代銅鏡鈕的基本形式。


　　

殷代銅鏡均為圓形，鏡面或微凸，鏡身較薄，背面有一橋形拱起。西周時期墓葬出土的銅鏡也都是圓形，鏡鈕有橋形、半環(huán)形、長方形等多種類型。銅鏡可分為素面鏡、重環(huán)紋鏡和鳥獸紋鏡三類。西周早期以素面鏡為主，到西周中期出現(xiàn)了有紋飾的銅鏡，到晚期出現(xiàn)了動物紋飾，打破了以素面鏡為主的傳統(tǒng)。

　　

在古代，銅鏡的大小也千差萬別，但大體可分為大、中、小三類。小型銅鏡尺寸一般在3厘米～8厘米，它們均小巧輕薄，用绹?yán)K系于腰間，隨身攜帶。中型銅鏡尺寸在10厘米～39.4厘米，正如尊慧征集到的此青銅古鏡，它厚重精美，使用時或懸掛在墻壁上，或置于鏡臺上，用畢還有考究的鏡奩存放。需知銅鏡不但要時時擦抹干凈，而且還得常常去磨光，才能夠保持光亮如新，照出影像來，所以古人對待銅鏡，一般是珍而重之的。

兩宋時期，青銅鏡發(fā)展愈加實用化、民俗化。除了官造鏡之外，民間造鏡更加普遍，這得益于手工業(yè)的發(fā)展和商品經(jīng)濟的流通。所以談到宋代銅鏡，其代表往往是民間私造鏡而非官造鏡。基于這一點，宋代青銅鏡與前代相比較，發(fā)展變化的就是鑄鏡地點的普遍化，且形成了幾個的鑄鏡中心。如浙江的湖州、臨安，湖南的潭州，江蘇的建康，江西的饒州、吉州，四川的成都和福建的建州等為。另外，青銅鏡本身也具有了很濃郁的民俗特點。

從紋飾上來看，多選用來自于實際生活中常見的題材，如牡丹、菊花、桃花、纏枝花、雙魚紋、鳥獸紋、雙龍紋、雙鳳紋、山水人物、亭臺樓閣、神仙故事等，都是常見的圖案。如清宮舊藏器“蓮花飛蝶鏡”，環(huán)繞鏡鈕飾一周圓點紋，綴以三朵蓮花，間飾三只蝴蝶，圖案化。此類銅鏡洛陽附近出土較多。再如“龜鶴仙人鏡”，元寶形鈕，鈕側(cè)有長須仙人端坐，飾背光。鈕另一側(cè)是童子獻壽圖案。鈕上有飛鶴，鈕下飾龜和花草。紋飾間空白較大，鑄造也粗糙。此類鏡與出土器比較，1974年浙江衢州市龍游公社出土一面菱花鏡與之紋飾相同(《浙江出土銅鏡》147);《巖窟藏鏡》四·29與此鏡圖案相同，但紋飾左右相反，據(jù)稱系“宋金時期山東東南路修公路時出土”;另《四川省出土銅鏡》也載有兩面，一為重慶出土，一為綿陽出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