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如:關(guān)于石濤的生卒時間,過去一直有不同的說法,傅抱石《石濤上人年譜》和郭味渠《宋元明清書畫家生卒年表》均記載為:生于明代崇禎三年庚午,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歲尚在。廣東省博物館藏的石濤《山水》冊上石濤自題七絕云:"諸方乞食苦瓜僧,戒行全無趨小乘,五十孤行成往,一身禪病冷如冰。庚午長安寫此。"上海博物館藏的石濤 《六十自濤詩》云:"庚辰除夜抱疴,觸之忽慟慟,非一日語可盡生平之感者,父母今生此軀,今周花甲……"后接七言詩,其中有"……白頭懵懂話難前,花甲之年謝上天……。"我們根據(jù)這兩件作品,都可以推算出石濤生于明代崇禎十四年辛巳(1641),這兩件作品都是石濤五六十歲時所作,取的是整數(shù),按一般寫文章的習(xí)慣是可多可少的。近看到石濤《花卉》冊十開一本,其中畫蘭花的一開自題詩云:"十四寫蘭五十六,至今與爾爭魚目,始信名高筆未高,悔不從前多食肉。"又畫芍藥的一頁末識云:"丁秋十月拈格齋先生句作畫"。按"丁秋"即"丁丑",即康熙三十六年(1697),上推56年則為崇禎十五年壬午(1642),這才是石濤的確實可靠的出生日期。
文史知識
歷代帝王年號、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識,對于書畫的正確鑒定,往往起著相當(dāng)重要的作用。
歷代帝王的年號在開始或終結(jié)時,常常都不是整年整月,而是相互交叉的。某個皇帝死了,又換了個新皇帝,有的就改了元,即換了年號,也有些當(dāng)年并沒有改元,依然沿用舊的年號。例如: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,是萬歷四十八年(1620)七月死的,八月朱常洛(光宗)做了皇帝,改元泰昌,僅一個月就死了,九月朱由校(熹宗)做了皇帝后就沒有改元,直到下一年(1621)才改元為天啟。我們從某些書籍上看,萬歷只有47年,泰昌僅有一個月也被算成一年。又如:朱由檢(毅宗)是崇禎十七年(1644)三月死的,但有的書籍上把這一年算作清代順治元年。
我們在書畫的落款上,如果看到寫為萬歷四十八年庚申春日或夏日,均是符合邏輯的,如果寫為萬歷四十八年臘月,則不符合邏輯,是有問題的。如果落泰昌年號的款,寫成泰昌元年庚申春日或夏日,也可以肯定是有問題的。崇禎年號的書畫款,如果寫為崇禎十七年春日,同樣是符合邏輯的,例如:楊鉉《臨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》卷的款寫為:"摹宋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,時崇禎十七年春月也。"這是無可懷疑的。有些人如果不了解這種歷史過程,以為崇禎只有16年,就可能將這件作品否定了。
又如:約50年前,北京琉璃廠有一幅落款為董其昌的繪畫作品,畫得很好,落款字數(shù)不多,作品本幅十分整潔,所以有人要買。后來有人看出了這件作品的毛病,落款"玄宰"的"玄"字缺寫后一筆,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的諱。董其昌死于明崇禎九年,沒有活到清代,因此就肯定了這件作品是清代人偽造的。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,文史知識的豐富與否,對于鑒別書畫的真?zhèn)?,也有相?dāng)重要的重要的作用。如果文史常識不多,那么,那種改寫的避諱字是不易看出來的,因此也就有可能將作品的真?zhèn)螖噱e。
當(dāng)然,運用避諱進行書畫斷代,要了解避諱的時代特點,例如宋代"玄"、"朗"等字是由北宋真宗趙桓大中祥符五年開始避諱的,在此以前這樣的字是不避諱的。如果見到一幅宋代人寫的字或者繪畫作品的題詩,款暑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前,對這些不避諱是符合規(guī)律的,而款為大中祥符五年以后的,這些字不避諱就不合規(guī)律,就有問題了。
我們這兒所講的只是一般的情況,此外,也還有極個別特殊的例外,如米芾的《蜀素貼》卷中,前后有兩個"殷"字,一個缺一筆,另一個就不缺。這就要根據(jù)具體的作品作具體的分析。
裱工的一般情況是清中葉以前卷子拖尾短,所以比較細;嘉、道以后拖尾長,卷子就粗了。民間裱工南北傳授不同,手法亦異。熟悉了以后,幾種有特點的裝裱不用打開書畫便能知道是何時、何地的裱工,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。
舊時北京的裝裱匠人,手藝相當(dāng)高超,舊書畫雖然破碎至不可分辨、或者脆到幾乎一吹即散,仍能裝裱如原裝。這類不太完整的書畫經(jīng)裝裱后,如果懸掛或正視,都不會看出有什么破綻。如果向陽處由背面看,則原形畢露。所以,如果遇到裱得很厚,或者裝在鏡框之內(nèi)的書畫,就一定要特別注意。
也有的作偽者采取金蟬脫殼的辦法,保留原裝裱,挖出書畫本身將偽本嵌裱進去。鑒別這類書畫,則不能僅憑裝裱來斷定其真?zhèn)瘟恕?br/>
曾經(jīng)有位藏家花大價錢買了一幅宋朝的古畫。一般人來看,確實是宋朝的畫,但仔細研究會發(fā)現(xiàn)那件東西純粹是拿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的。造假者把各種宋朝的殘畫拼接起來,組成了一幅新的畫,還冠以出自名家之手,蒙了很多人。現(xiàn)在很多造假者手段很高明,把古畫拼接、嫁接、挪位,很有隱蔽性。從繪畫材料上鑒定書畫真?zhèn)?003年10月5日下午,我應(yīng)海南收藏家協(xié)會何翔先生之約做現(xiàn)場書畫鑒定。當(dāng)場有一位收藏家拿著三幅古畫求鑒,一副為清林舒的《山水圖》,另幅為日本畫《花鳥圖,第三幅是清方琮的《山水圖》條幅,長約四尺,寬約1尺2寸,絹本,淺設(shè)色。本畫所用材料為粗絹,裝裱材料為清末民初所用粗制花綾。山水風(fēng)格有唐伯虎格調(diào),但屬筆觸較之粗獷的大斧劈皴。畫之上端留空也較大左下角有小楷書“臣,方琮恭繪”,數(shù)字,后鈐小印兩方。初視之,印象不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