專為袁世凱燒制 “洪憲瓷” 的郭葆昌致富后，收藏了大量古瓷，成為民國時期的陶瓷。他將家中所藏瓷器編成圖譜《觶齋瓷乘》（郭葆昌別號觶齋主人），共 20 冊，還著有《瓷器概說》《項子京歷代名瓷譜識》等有關(guān)陶瓷的著作。郭葆昌病故后，所藏瓷器為其子女所有。文物王世襄先生怕這批珍貴瓷器散失，找到郭葆昌的子女。經(jīng)周折，宋子文同意付給郭家十萬美金，以 “捐獻” 名義將這批瓷器收購。王世襄先生與周士莊先生對照《觶齋瓷乘》的照片及注明的尺寸，逐箱逐件清點后裝回原箱，加貼故宮博物院封條。當代民間藏有一個粉彩碧桃膽瓶，為袁世凱 “洪憲” 年間制作，據(jù)說當時瓷工因?qū)υ绖P稱帝不滿，利用膽瓶造型及畫面諧音寓意袁世凱 “膽小”，而瓶體化 “碧桃”。這件瓷器既有雍正粉彩的華美，更是歷史事件的重要見證，具有收藏價值。

1915 年 12 月，袁世凱稱帝，改國號為 “洪憲”，盡管其皇帝夢僅持續(xù)了 83 天，但卻催生了一批在民國瓷器史上品質(zhì)的仿古瓷 —— 洪憲瓷。
1916 年初，袁世凱委派庶務司長郭葆昌（字世五）赴江西監(jiān)燒洪憲御瓷。郭葆昌出身古玩行，對瓷業(yè)有一定了解，且懷有振興瓷業(yè)的志向，他到景德鎮(zhèn)后，利用江西瓷業(yè)公司的實力，重金聘請原御器廠的各類高手，包括造型、上釉、繪畫、填彩、焙燒等方面的名師，選用精良的瓷土、彩料和燃料，仿照雍乾官窯粉彩瓷器進行實驗制作。為了燒制這批瓷器，袁世凱不惜工本，投入了 140 萬大洋，折合白銀約為一百萬兩。據(jù)郭葆昌的外孫馬常先生回憶，這批瓷器約有四萬件，不過也有記載稱只有六千件。但無論數(shù)量多少，分攤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相當高昂，相比之下，乾隆時期景德鎮(zhèn)御窯每年上交瓷器四到五萬件，而朝廷一年撥付的費用才三萬兩白銀，由此可見洪憲瓷制作的程度。

這些 “居仁堂” 款瓷器用于在開國大典上贈送賓客以及袁世凱自用，它們既有乾隆琺瑯彩和粉彩的富麗華貴，又融入了民國時期的新風格，多為日用器具和瓶類。例如粉彩山水三果雙耳瓶，白地施彩，瓶口至肩部以及腹下部分飾青花圖案，腹部繪山水人物圖案，頸部飾耳，是典型的民國瓶類瓷器風格，但其釉質(zhì)潔白無瑕，描繪入微，具備 “內(nèi)庭恭造之式” 的品質(zhì)，2005 年 12 月 12 日在北京翰海的拍賣會上，此瓶以 57.2 萬元成交，創(chuàng)下了洪憲瓷的拍賣紀錄。
洪憲瓷存世量，隨著袁世凱的倒臺，“洪憲瓷” 流散，成為瓷器收藏家們競相追逐的寶物，其收藏價值，不僅因其精美絕倫的工藝，更因其承載的特殊歷史意義，是研究民國時期瓷器制作和歷史文化的重要實物資料。

除了袁世凱的 “洪憲瓷”，民國時期其他軍閥也有自己的專屬瓷器。徐世昌的 “靜遠堂制” 款瓷器，專仿雍正朝器物，多為單色釉，尤以天藍釉和青釉為出色，如年窯暗花蟬紋梅瓶，釉面極其精細，為稀世之珍。徐世昌作為一代軍閥兼文人大，學問深厚，書畫造詣，自詡為 “水竹邨人”。郭葆昌深知徐世昌的審美趣味，為其監(jiān)燒的瓷器多仿雍正年窯的單色釉，格調(diào)含蓄而優(yōu)美，貼合徐世昌以雅士自居的文人風范。徐世昌還將這些瓷器作為禮物巴結(jié)日本人。

民國瓷器不再以改進胎、釉、彩等原料為目標，甚至也不再以工藝、技術(shù)改進為目標，而是專以繪畫水準競高下，形成了夸耀瓷繪技藝而不是制瓷工藝的趨勢。這一時期瓷器裝飾上仍以青花、粉彩、五彩為主流，器物形制上基本沿襲了晚清的風格，但造型上比晚清瓷器要純樸平直些。裝飾題材廣泛，款識也是歷朝都有，尤以清代乾隆為多見。總體上來講，民國時期的民間仿官窯器其面貌不及原御窯仿前朝的精良，但民國初出現(xiàn)的 “古月軒” 瓷器，則是以仿清康雍乾瓷胎畫琺瑯的面目出現(xiàn)的。

民國官窯瓷器具有較高的收藏價值，在拍賣市場上的表現(xiàn)也日益引人注目。像 “洪憲瓷” 等瓷器，屢屢拍出。例如，一件 “居仁堂制” 款粉彩山水三果雙耳瓶，2005 年 12 月 12 日在北京翰海的拍賣會上，成交達 57.2 萬元；曹錕的 “延慶樓制” 款粉彩富貴圖雙龍耳瓶，2005 年 6 月 20 日在北京翰海的拍賣會上，成交價也達到 41.8 萬元。這些拍賣成績充分展示了民國官窯瓷器的經(jīng)濟價值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其價值仍有上升的趨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