裝裱與書畫本身的關(guān)系要間接一些，但有時也可作為鑒定書畫的有力佐證。各個時代的綾、錦，其花紋、色澤多不相同，裝裱的式樣也有出入。前人的收藏印多蓋在裱件的接縫上，這就必然同裝裱形式有密切的關(guān)系。如的宋“宣和裝”，故宮博物館藏的梁師閔《蘆汀密雪圖》是個較典型的例子：玉池用綾，前、后隔水用黃絹，白麻箋作拖尾，連本身共五段。玉池和前隔水之間蓋“御書”葫蘆印，前隔水與本身之間蓋雙龍璽及年號璽各一，本身與后隔水之間蓋年號璽二，拖尾上蓋“內(nèi)府圖書之印”，共用七璽?！靶脱b”雖有例外，但這是比較標(biāo)準(zhǔn)的格式。不少贗跡上的偽宣和璽，往往是漫無規(guī)律，亂打亂蓋。金章宗也用七璽，染清標(biāo)常在前、后隔水上用兩印。乾隆用五璽、七璽、八璽、十三璽不等。這些都各有他們的習(xí)慣。

《寫生珍禽圖》卷 五代 黃筌 絹本設(shè)色
書畫鑒定是藝術(shù)市場健康發(fā)展的關(guān)鍵一環(huán)，鑒定書畫需要注重歷史、理論、工藝及民俗等方方面面的知識，中國藝術(shù)品鑒定網(wǎng)的書畫鑒定系列旨在介紹中國書畫鑒定的基本原理、方法和技巧，思考中國書畫鑒定科學(xué)化、系統(tǒng)化的問題。

書畫家的字號、籍貫和生卒時間
掌握書畫家的字號、籍貫和生卒時間，對于書畫的鑒定工作很有幫助。這些問題往往被某些作偽者忽略，假如我們比較熟悉的話，那么，就能夠比較容易地看出問題。例如：明代沈度《梅花百詠》冊，《石渠寶笈》卷三之十六著錄，款云"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，沈度書于春草堂。"考沈度元代至正十七年丁酉生，明代宣德九年甲寅卒，78歲。成化十四年沈度已死去45年了，所以這件字冊不用看實物也能肯定是偽品。又如：明代姚綬癸《三清圖》軸，清代方濬頤《夢園書畫錄》卷八之十五著錄，款云"三清圖，永樂五年歲在丁亥秋日寫，云東逸史公綬"。考姚綬永樂二十一年癸卯生，弘治八年乙卯卒，73歲。永樂五年姚綬尚未出生，所以，可以肯定這件東西也是偽品。正因為書畫家的生卒時間對書畫的鑒定有直接關(guān)系，所以就盡可能多掌握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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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書畫家的生卒時間等問題，在過去的文獻中，有的沒有記載，有的記載不夠真確，這樣，作品本身就變成了手材料，它能補充文獻的不足或糾正文獻的錯誤。
例如：有些書畫家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藝術(shù)水平，但在文獻上根本就查不到這位畫家，更談不上弄清他的字號、籍貫、生卒時間、藝術(shù)專長和主要活動了。這樣的例子是相當(dāng)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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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趙孟堅（子固）的生卒時間，許多文獻記載為生于南宋慶元五年己未（1199），卒于元代元貞元年乙未（1295），97歲。有人對此有懷疑，但一直未能解決。1962年《文物》第12期，刊載了蔣天格同志對這個問題的考證文章，推算出大約卒于景定五年至咸淳三年以前，依然還沒有作出肯定的結(jié)論。我們根據(jù)趙孟堅的朋友顧光題趙氏《水仙》卷詩，中有"甲子須臾事，蓬來尺五天"二句，清楚地說出趙孟堅死在甲子年，即南宋景定五年（1264），時年65歲。這樣就解決了多年來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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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(guān)于石濤的生卒時間，過去一直有不同的說法，傅抱石《石濤上人年譜》和郭味渠《宋元明清書畫家生卒年表》均記載為：生于明代崇禎三年庚午，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歲尚在。廣東省博物館藏的石濤《山水》冊上石濤自題七絕云："諸方乞食苦瓜僧，戒行全無趨小乘，五十孤行成往，一身禪病冷如冰。庚午長安寫此。"上海博物館藏的石濤 《六十自濤詩》云："庚辰除夜抱疴，觸之忽慟慟，非一日語可盡生平之感者，父母今生此軀，今周花甲……"后接七言詩，其中有"……白頭懵懂話難前，花甲之年謝上天……。"我們根據(jù)這兩件作品，都可以推算出石濤生于明代崇禎十四年辛巳（1641），這兩件作品都是石濤五六十歲時所作，取的是整數(shù)，按一般寫文章的習(xí)慣是可多可少的。近看到石濤《花卉》冊十開一本，其中畫蘭花的一開自題詩云："十四寫蘭五十六，至今與爾爭魚目，始信名高筆未高，悔不從前多食肉。"又畫芍藥的一頁末識云："丁秋十月拈格齋先生句作畫"。按"丁秋"即"丁丑"，即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，上推56年則為崇禎十五年壬午（1642），這才是石濤的確實可靠的出生日期。
歷代帝王年號、天干地支方面的常識，對于書畫的正確鑒定，往往起著相當(dāng)重要的作用。